帝颛顼何以成为中国历法的祖师爷——历宗?(20)

发布日期:2020-02-27 03:43:40

长达四百万字的《中国上古史》,为您讲述从黄帝到西周灭亡的两千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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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颛顼历

拟定并颁行《颛顼历》是帝颛顼执政期间第二件大事。

这个《颛顼历》的制定,其推演筹算之基础,不惟是南正重氏所拟定太阳历和火正黎氏所拟定的火历,还自创了共工氏一族综合太阳历和太阴历所拟定的阴阳合历。

精确性当比黄帝所拟定的《调历》大大的提高了。

中国古代历法,根据文献记载,截止于汉武帝,共推行过六种历法:

黄帝之调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合称为古六历。

自颛顼历之ਗ਼后的历法,名称变来变去的,其实都不过是岁首不同。究其实,这些历法之基础都是建基在《颛顼历》之上。

正因为《颛顼历》影响之大,是以颛顼本人被奉为中国历法的祖师爷——历宗。[1]

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是»个比较务实的君主,也不搞什么搞羊头卖狗肉的秦历,其推行的历法直接就名之为《颛顼历》。[2]

《颛顼历》是一种四分历。一回来年为365又1/4日,一朔望月为29又499/940日,以十月为岁首,闰月放在九月之后,称后九月。

这一历法不断沿用到汉武帝时,汉武帝下令制定《太初历》才终止了她的历史使命。

自颛顼时代而至于汉武帝,颛顼历施行了两千多年。

任何历法都有岁差,即便是今天的公历,颛顼历能流行二千余年而不废,其精确性也是相当惊人的。

其三,帝颛顼第三重申“绝地天通”之政策,强化黄帝一族对祭天权ਜ਼之独占。

表面上看起,“绝地天通”是对民神任意沟通的纷乱形态,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整合。

然究其实,则是中国进入神权时代,开释出来的第一次构建政教合一之政治制度的冲动。

所谓政教合一,乃是一种政权和神权合二为一的政治制度。其基本特点是:

国家元首和宗教领导同为一人,政权和教权由一人执掌;

国家法律以宗教教义为依据;

宗教教义是处理一切民间事务的原则;

民众受狂热和专注的宗教感情所支配。

帝颛顼成功了。

然而她的这个第一次,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终一次构建政教合一的冲动。

(此外,尚有两次影响深远却终究不能成事的冲动,一则是东汉末年张角的太平道,一则是清末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

目前非常多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总是断言中国人的宗教观念不强,没有恒定之信仰,又或者说中国人之宗教太过于世俗化,是以不有可能构建政教合一之政治制度。

真相上,任何文明一当发展到某个巅峰,必然会开释构建政教合一之政治制度的冲动。

这一冲动甚至是文明发展的原动力之一。

中国人之所以进入王权时代ⓐ,即与各大文明分道扬镳,走上本人的道路,乃在于中国人所处东亚之特别地理,注定了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将成立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在古代,真正拥有治理超级大帝国的体会的国家,屈指可数。

一则曰罗马帝国,一则曰波斯帝国,一则曰阿拉伯帝国,此外就是我们之中华帝国了。

当然这里超级â大帝国的定义,不等于普通之所谓的帝国,必须吻合三项硬标准,一是地域广阔,二是民族众多,三是历史悠久。

地域广阔往往出自于武力兼并。

武力兼并必然招致各民族的抗击。

那处理这一问题呢,有两个方案。

一是在官方意识形状中认定宇宙中只要一个至上神或主神,如基督教的“上帝”、伊期兰教的“安拉”。

二是官方意识形状尊重各民族之信仰,让各民族之神诋稳而相安。

挑选方案一的帝国有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这些帝国虽然在某段时间得以稳固,但随着岁月之Û流逝,最终尚失了活力。

因为将神诋定为一尊,必定使得国民之想象力遭到制约,不能想象得到神诋辅佑之世界,由此,科技创新也就不能实现了。

挑选方案二的有波斯帝国,波斯帝王们的宗教自在化、政治自在化政策使波斯政权与叙利亚各民族的关系融洽起来。然而却不能构成一种让各民族长久倾心的向心力。

因而一旦亚历山大大帝兴઴兵远征,波斯帝国覆亡之后,就此不能复振。

唯有中华帝国,自黄帝王朝奠基之始,乃至઼于今,实有五千年之传承。

五千年漫长的中华文明发展史期间固然是分分合合,遭难多故,却在各大帝国之中,硕果仅存,这是因为中国人明智的挑选了一种很奇怪的方案。

在官方意识形状中认定不信怪力乱神的儒家学说为独尊,以春秋之智者孔子为人王为教主。

由此,孔子遂成为贯通天人的“圣王”,集“天道的神圣”与“人本质的崇高”于一体。

进而,中国历代政权对各民族之信仰,在宽容的总原则下,既扶持的同时,也在儒家学说的指点下,加以限制。

本乎此,整个中国只存在一个以皇帝为代表的系统,执行政治与宗教两个世界的功能,也是社会次序的根基所在;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别之处,诱人之处,也是渊薮之所在。

“圣王”成了中国任何一任帝王君主终生努力之目标。

儒家学说既在中国历史上取得了文化本体的地位,一切的思想都可从它来衍生,也可从它那里得到终极的证明。

它成为中国知识、思想及信仰系统的根本依据,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偶像符号,更是往日专+制主义挥之不去的罪魁祸首。

帝颛顼何以成为中国历法的祖师爷——历宗?(20)

帝颛顼何以成为中国历法的祖师爷——历宗?(20)

25、神道设教

当然,在帝颛顼时代,帝颛顼肯定不会为将来的中国文明想象设计出管理国家的方案,她无与伦比的务实,她只想让干戈相寻多年的黄帝王朝第三迎来太平盛世。

此时,因应现世政治之需要,她的挑选也只能挑选的是第一种方案——政教合一。

这种方案带来的政治放大效应,就是神权必然高于王权。

是以在进入夏商周的王权时代之前,黄帝王朝的历任君主一个个皆是口含天宪,成为天帝之代言人。ਖ਼

她们每一天都在努力,努力什么呢,和各氏族的信仰过不去,努力于将本氏族之信仰凌驾于各氏族之上。

在她们身上,作为超级大巫师的使命感,远远超过了人王。

因而,在历次的大洪水之灾难期间,自帝颛顼乃至于帝尧、帝舜、帝禹,第一要务并不是管理洪水,而是为了“声教远备”。

她们一次次的打压各氏族之信仰而起步的一场场征伐——一上古时代的宗教战争。

不要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不要说中国人没有宗教战争。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认为中国人没有灵魂。

这些,都是中国人在五千年前就玩剩的。

也正是因为这一场场宗教战争,如此惨烈,却没有带来理想的政治效应,中国在终止神权时代之后,已经认定,单纯依靠战争要搞定各氏族之信仰,是一件特别愚蠢的事情。

所以降自夏王朝时代,乃至于今,宗教战争在中国历史上间或有之,但从来不是主流,也不有可能成为主流。

黄帝王朝自首任君主黄帝开始,各大族群间的宗教战争所引发的造神运动,至此定格。

自伏羲王朝以来,各氏族巫觋专业降神,为民服务的时代,由于帝颛顼推行的“绝地天通”而接近尾声了。

帝颛顼之尊号为高阳氏,高阳者,高高之太阳。这也是将伏羲王朝之太昊氏之余烈发挥到了极致,由此,帝颛顼明显成为天上太阳神的人间化身。

自此,天视天听皆出于帝颛顼一人之身。[3]

巫觋为帝颛顼一人“独占”,通天地成为她(包括她所指定的南正重氏、火正黎氏)的特权。

帝颛顼有了这样的能力来配合她的雄心,遂得以开“神道设教“之传统,将本族之陈旧的祭奠系统——祭天、祭地和祭祖三大系统,糅合为一。[4]

所谓的神道设教,首见于《易经》,上面说:

观察天下的造化之道,四季循环往复,圣人仿效自然造化的万物之道,教化人民,而使天下信服。[5]

神道二字,道就是规律,有规律谁都能搞定。

神呢?《系辞传》明确说:

“阴阳不测谓之神。”

也就是说,没规律。

是以神道设教之重点在于神,而不在于道。

是以神道设教,在今人之以为里,往往是统治者装É神弄鬼,愚弄百姓。

实则不然,在上古时代,中华文明比诸世界同期之各大文明,平心而论,总体而言是比较落后的。

这个落后,只需列举一个真相就够了,中国文字,晚到商王朝才成型,而叙述事件的能力,更迟至于春秋时代,才得以讲清楚明白严重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

论起来,中国人在黄帝王朝时代,就开始有了国族观念,进而战胜万方,统于一族,近乎于一种奇观。

因为黄帝一族治理之疆域是如此的幅员广阔,从技术配套而言,以上古中国文明之实力和能力,是很不合格的,这就像一件大衣穿在小孩子身上,已经不是合身不合身的问题了。

然,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盲干硬干对着干的精神,正所谓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硬上。

神道设教,就是帝颛顼为了统治幅员如此广阔之疆域而硬生生创造出来的条件。

应该说,任何时代,中国人在各项科学技术上都很少领先过别的文明,但有一样,却是别的文明无法望其项背的,那就是政治制度设计上的聪明。

在黄帝王朝之神权时代,我们就已经有了轮番坐庄的寡头政治制度——禅让制。有了政教合一的政治模式——神道设教。

到了夏商周之王权时代,我们还会有保证贵族政权运作稳固的基本国策——宗法分封制。

再进入秦汉之皇权时代,更有以追求中央集权为终极目的之郡县制。更为满足郡县制正常运作,隋唐又独创出造福全人类的考试制度——科举制。

最终,降自隋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而又满足治水社会之寻求的文官系统横空出世,使得中华文明臻于至善至美之境域。

所以说,中国人搞别的能力不行,搞政治的头脑,自认为为第二,别人都不好意思来抢这个第一。

(此处删去一百字,备忘)

作为中国人,我们饱读历史,纵观中国五千年之历史兴废,当要有这个决心和信心。不然,读历史就没有意义了。

神道设教,一旦成为成为中国历史之传统,也有非常多的弊端。

一个王朝政权很自然的对一切社会资源全面垄断。象“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便是最好的正文。

又比如,每个王朝易主都被涂抹上五德更替的神奇色彩。帝王生死必有神迹显示,国家之祸福亦有祥瑞灾异征兆,并美其名曰“天人感应”。

又比如,“人+治”大行其道。法治难以构成传统,导致专+制主义成为中国文明之沉疴。

然,平心而论,论帝颛顼之初衷,她之确立神道设教之治国之策,她只是为了救时之急,摆脱眼前之逆境。

我们作为后人,要承担本人应该背负的责任,而不是让遥远的帝颛顼一人总其责,不惟是一种逃避,更是对本人自虐式的惩罚。

要而言之,帝颛顼以“绝地天通”为契机,使得体会性的原始历法得以逐次推广,推动各氏族在农耕文化强化交流,也为后来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一个支点;

在帝颛顼领导下,华夏集团和东夷集团第三在东亚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史无前例的部族大联盟。

在这一大联盟的覆盖之下,黄河中下游流域,大批“部落王国”或“古国”开始跑步向前,加速整合,成为“方国”,为夏商周之王权时代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总之,中国早期国家政制久经酝酿,非由一时突变形成。

帝颛顼时代,实为中国最值得瞩目的一段历史。

帝颛顼何以成为中国历法的祖师爷——历宗?(20)

帝颛顼何以成为中国历法的祖师爷——历宗?(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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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晋书·历律志》记载,魏文帝黄初年间(即公元220—226年)的董巴对远古历法的传承作了很好的论述:

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画,以象二十四气。黄帝因之,初作《调历》。历代十一,更年五千,凡有七历。

颛顼以今之孟春正月为元,其时正月朔旦立春,五星会于天庙,营室也,冰冻始泮,蛰虫始发,鸡始三号,天曰作时,地曰作昌,人曰作乐,鸟兽万物莫不应和,故颛顼圣人为历宗也。

汤作《殷历》弗复以正月朔旦立春为节也,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为元首,下至周鲁及汉,皆从其节,据正四时。

夏为得天,以承尧舜,从颛顼故也。

《礼记》大戴曰虞夏之历,建正于孟春,此之谓也。

今天有历史学家结合天文学的成果,回推颛顼的历法起始日(即该年的正月初一),在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1)朔日;(2)立春;(3)五星会聚;(4)五星会聚于天μ庙,室宿与壁宿所组成的四边形即是“天庙”的基础上,得出找到了这四个条件的唯独日期,即公元前2807年2月26日。

据晋人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记载,颛顼在位78年,年98岁。

创制新历法应该是颛顼执政以后的事情,这样,颛顼开始执政之时的下限为公元前2807年,上限为向前推77年,即公元前2884年。

[2]张苍文学律历,为汉名相,而绌贾生、公孙臣 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颛顼历》,何哉?——《史记·张丞相列传论》

[3]高阳虽然是地名,然估量当是帝颛顼独霸天下之后,而取得的地名。其取名之法则,正如苏联之列宁逝世之后,而有列宁格勒之名。

[4]♨ 上古文献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ß之说。

伏羲、神农、黄帝之坟,谓之以三坟;

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八卦之书,谓之八索;

九州之志,谓之九丘。——孔安国《尚书传序》:

成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昭公十二年》

可见此等文籍,当时确有,孔子据以修订,而名为经。

“坟”者,很有可能是指当时的图书载体和文字载体是用土制成的,类似两河流域的泥版,也有可能是陶版(包括陶制器皿)。

笔者以为,三坟当是指古人祭奠之礼仪,含祭天、祭地和祭祖三大系统。当然,这是笔者的想当然。

[5]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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