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宋时期的铜钱外流,以及对日本货币经济的影响

发布日期:2020-03-11 18:53:37

导读: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上古以来,日本就经由朝鲜或直接与中国往来,汹涌澎湃的海浪也挡不住中日两国的交往。古代中国作为东亚、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中心,在各个方面都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两国在语言文字、历史传统、城市建设、宗教礼仪和民间生活习俗方面仍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宋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经济房展最快的时代,虽然军事能力急速下降,但是宋朝的经济也严重的影响了,藩属国的发展与壮大。本文笔者将以宋朝时期的铜钱外流为起点,和大家聊聊其对日本货币经济的影响。

浅论:宋时期的铜钱外流,以及对日本货币经济的影响

宋代铜钱的外流的状况与方式及原因

一、铜钱外流的状况

铜钱外流的现象自古有之,而宋代铜钱外流的现象较之前代,却格外严重。首先是范围广泛,遍及沿海各地。《宋史》卷1《食货志下二》曾描述:

“蕃舶巨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深入遐瞰”。“自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舶商往来,钱宝所由以泄”。

南宋高宗绍兴四年太常卿陈确也曾说:

“江浙海运,难以讥察,其日夜泄吾宝货多矣”。“惟楼船一项其偷漏,几年彰彰明甚,己不待赘陈。”

《宋会要辑稿》记述了宁宗嘉定十五年的情景:

“国家置泊于泉、广,招徕岛夷,故以吾无用之物,易彼有用之货,犹未见其大害也。今积习既熟,来往频繁,金银铜钱,铜器之类,皆以充斥外国。”

其次是铜钱外流的数量巨大。《敝帚稿略》提到:

海商“以高大深广之船,一船可载数万贯文而去”。

在宋钱大量输入邻国日本,随着考古挖掘的深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宋钱在日本境内出土,在博多港的宋代海商居住遗址中,就发现了“元丰通宝”、“绍圣通宝”。据小叶田淳《日本货币流通史》统计:在日本28个地方出土的中国铜钱多达552,000枚,宋钱占总数的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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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商船

二、铜钱外流方式及原因

宋代铜钱外流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回赐、二是博买、三是走私。回赐主要是在朝贡前提下的贸易,但终宋一朝,中日两国未建立正式的官方关系,所以回赐的数量是十分有限的。博买主要是指宋朝用钱币收购入宋进行商业贸易的商船的部分货品,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铜钱外流。市舶司在建立之初,就是用金银、铜钱、等与蕃商进行交易。后来宋政府认为采用钱币博买的方式,会人为地造成大量铜钱的外流,因此,宋政府改用度碟、师号等支付,嘉定十二年,政府干脆取消用金银、铜钱博买,“止以绢帛、锦绮、瓷、漆之属博易”。在博买活动中,宋政府是主体,所以博买采取什么方式完全由宋政府的控制,铜钱外流应该是相当有限的。铜钱外流的主要方式是走私。包恢在其著作《敝帚稿略》卷一《禁铜钱申省状》中就对铜钱走私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其一是将铜钱藏于船底,稽查人员如果只是从表面检查的话,是无法得知其中乾坤。其二是事先将铜钱寄藏在其他地方,或是海上人家,或是海山险处,等检查完毕,再搬回船上,就可以平安离去了。其三是将归船撑离海岸二三十里,那么稽查人员就无法检查。其四是在境内将铜钱熔铸成铜器,再运到海外。铜钱大量外流的原因在于,铜钱是一种贱金属货币,单位重量大而价值小。《宋史》卷一《食货志下二》记载:

宋制,“凡铸钱用铜三斤十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得钱千,重五斤”。

据郭正忠先生研究,宋代(官秤)每两40克左右,每斤就是640克左右,一贯铜钱就重达3200克。当时一个海商的贸易成交量常常是数万乃至数十万贯,假设贸易成交量是一万贯,如果全部用铜钱支付,货款就重达惊人夫人32吨,而且,实际的贸易成交量远远不止这个数目。根据史料记载,铜钱外流之兴盛表面上看,是利之所在。《敝帚稿略》卷一记载:

“每是一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每百贯之数可以易蕃货千贯之物”。

当时,日本国内铜钱的比价也是相当高的,一贯铜钱市值银四两,连福建地区流入日本的私铸钱,一贯铜钱的比价也高达银一两二钱。在重利驱使下,一些海商甚至可以冒生命危险。铜钱之所以在各国的比价如此的高,就是因为各国的货币制度存在种种缺陷,而货币经济的发展势在必行,直接引进信用度高的宋钱可以减少许多麻烦。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从十一世纪开始,宋钱大量涌入日本境内,逐渐遍及全国,宋钱作为通货行用日本,支撑着十二至十四世纪日本货币经济的发展,这才是宋钱大量输入日本的真正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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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铜钱

铜钱外流对日本的影响

一、金属加工业—模铸钱的出现

十世纪末,日本停止铸造货币,整个流通领域以宋钱作为通货。随着日本商品经济的发展,从中国输入的铜钱远远不能满足当时日本经济发展的需求,为了充实流通领域的铜钱量,十三世纪后期,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商人开始对了含誉好、需要度高的宋钱进行模铸。至二十世纪为止,日本境内有四个地区发现了模铸钱的铸型。分别是平安京左京八条三坊、今小路遗址、博多遗址、大阪府堺市环濠都市遗址。四个地区模铸钱出土资料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1、模铸钱铸型的出土地点都是中世纪日本著名的商业都市。左京八条三坊是十四世纪日本京都最大的工商业区,也是当时手工业者的聚居地。今小路西遗址位于镰仓市由比滨一丁目213番地,面向镰仓东西交通要道长谷小路,长谷小路一带就是十三至十五世纪手工业者的居住区。侨市也是中世纪日本重要商业都市。经济发达的都市对钱币的需求量最大,所以模铸行为首先在这些城市产生是无可厚非的。

2、出土的模铸钱的铸型以北宋钱为主。虽然各遗址出土的模铸钱的铸造时间各不相同,可是都以北宋钱为主要的铸型,这一点是肯定的,这显然是铸造者有意识地选择可信赖的宋钱进行模铸。

3、模铸钱的铸造者主要是制铜工匠。除钱币外,其他出土文物主要是铜器、金银器具,这说明铸造者是铜匠一类的手工业者,并不是隶属于政府的专职铸钱工匠,所以,当时模铸钱的铸造行为大多是民间有财势的商人投资、铜匠执行的个体行为,并未上升至国家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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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汇兑业务—日本信用经济的发展

十二世纪以后,日本的商品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商品交换不再局限于一个地区,跨地区的货物买卖越来越频繁。在相距遥远的两地之间的货物的买卖、钱币的输送采用现米、现钱等方式,是极为不方便,尤其是进行大宗买卖的时候,其缺陷表露无疑,因此,在十三世纪,“为替”业就应运而生了。“为替”指远距离的交易和借贷时,不用现金而采用票据的方式结算,即汇兑的方式。当时的汇兑有“替钱”(汇兑钱币)和“替米”(汇兑稻米)两种,汇兑业务发展初期以“替米”为主,因为当时米作实物货币的信用度在许多地区还是非常高的,随着宋钱取代米、绢等实物货币,作为通货普及日本全境,十三世纪下半叶开始,“替钱”逐渐成为主要的汇兑业务。在弘长三年九月十日的关东御教书中有停止使用“切钱”的记载,“切钱”指的就是“替钱”、“为替”,说明在十三世纪中叶,“为替”业已经在关东地区普及。经营这种事业的商人称为“替钱屋”、“割符屋”,其票据即汇票称为“割符”、“手形”。镰仓时期,庄园要地、寺院神社门前、港口渡头等地出现了大量定期集市,钱币成为商品交换的主要手段,这为手形、为替遍及日本列岛提供了前提条件。到了十四世纪中叶,日本信用经济发展己趋于成熟。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的宋代铜钱,也使十二世纪至十四世纪日本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1、以钱货为主要媒介物的商品交换得以确定,促进了日本货币经济的发展。十二、十三世纪宋钱逐渐取代米、绢等实物货币,从东国向西国扩散,流通于日本全境。无论是民间买卖,还是官商交易都以铜钱作为主要的支付和交换手段。地租、年贡的钱纳导致庄园名体制逐渐解体、以名主为中心的农民各个阶层开始分解和重整,幕府的经济基础庄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趋瓦解。

2、新的阶层、行业的出现。货币经济的发展导致人们对钱币的需求量大增,汇兑行业为远距离大量钱货的运输、使用带来了便利。经营信用经济的“替钱屋”们开始摆脱统治者的庇护,作为独立的阶层出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的幕府统治产生了影响。《永仁德政令》中,幕府叹息“御家人等贫败之基己成”,说明了货币的流通给予武家社会深刻危机感。社会阶层和行业的分工进一步细化。

浅论:宋时期的铜钱外流,以及对日本货币经济的影响

结语:

两宋三百年间,宋代的货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完备的货币制度造就出形制规范、质量优良的铜钱,当时,这些钱币作为国际通货流通于周边地区和国家,享有极高的声誉,并对各个地区和国家的货币制度、货币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邻邦的日本自汉以来,无论是哲学思想还是国家的典章制度的设置方面都深受中国的熏陶,而宋钱流入日本,又使日本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了十三、十四世纪,宋钱逐渐取代了实物货币,成为流通领域中主要的交换手段。总之,宋代铜钱外流反映了宋代铸币业的成熟、商品经济的发达,它将包括日本在内周边诸国都拉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货币金融圈中,也急速的促进了各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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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钱币

(图片来源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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